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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北京的秋风吹得医学中心大楼玻璃幕墙嗡嗡作响，我盯着桌上的借调文件，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边角。这次借调时长一年，如今才过去一个半月，可我已经迫切地想回长江以北的老家——不是念着北京的繁华，而是想看看父母，也想逃离这座城市里，那些无形的落差感。

    这种落差，从童年就刻进了骨子里。我的亲戚家孩子，从小在北京朝阳念重点小学、初中，校服是簇新的，课本是最新版的，放学有父母开车接送，周末有各种兴趣班；而我，在常州最差的小学和初中混到毕业，学校的操场是黄土飞扬的，教室的窗户玻璃裂了用胶带粘住，老师讲课带着浓重的方言，班里的同学大多是打工者的孩子，读完初中就跟着父母外出打工。后来我拼尽全力考上大学，一路读到博士，再到工作、借调北京，可每次想起那些差距，心里还是会泛起一丝难以言说的酸涩。

    借调期间，我独居在出租屋，偶然领养了两只小橘猫，取名阳阳和光光——阳光的阳，阳光的光，盼着这两个不足两个月大的小家伙，能给我单调的独居生活添点暖意。如今一个半月过去，它们快满四个月了，活泼却脆弱。春节临近，我实在舍不得把它们独自留在出租屋，可带它们回老家，却远比我想象中艰难。

    北京地铁明确禁带宠物，我没法坐地铁去高铁站；咨询高铁客服后更失望，宠物托运一次只能办理一只，两只猫要分两次运，不仅折腾，费用也高得离谱。我咬着牙，决定曲线返乡：先叫网约车到高铁站附近的宠物托运点，把阳阳和光光分别办理托运，自己坐高铁到市里，再到托运点接它们，接着转长途汽车、村里的小巴车——整个路程，光换乘就要五次，耗时整整一天。

    出发那天，天还没亮我就起了床。把阳阳和光光分别装进透气的托运箱，看着它们怯生生地扒着箱子内壁，发出软软的“喵呜”声，心里一阵揪紧。网约车在凌晨的街道上行驶，我一遍遍跟它们说：“再忍忍，很快就能见到爸爸了，很快就能到老家了。”

    到了托运点，办理手续时，工作人员反复叮嘱：“高铁托运对宠物应激反应要求高，这俩小家伙还太小，你可得有心理准备。”我点头应着，心里却没底。目送托运箱被送上运输车，我转身冲进高铁站，一路狂奔才赶上早班高铁。

    三个小时的高铁，两个小时的长途汽车，再到县城托运点接回阳阳和光光——它们显然被吓坏了，光光的眼睛红红的，一直在小声呜咽，阳阳则蜷缩在箱子角落，浑身发抖。我心疼地摸了摸它们，来不及多安抚，就赶紧去赶最后一班往村里的小巴车。

    那辆小巴车又旧又破，车身布满划痕，座椅上沾着污渍。车里只有寥寥几个乘客，都是返乡的老人，每个人都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，空气中弥漫着烟草味、汗味和淡淡的霉味。车窗外，风景从县城的楼房渐渐变成郊野的农田，再到光秃秃的旷野，天色也一点点暗了下来。

    “小伙子，你这是带猫回村里？”旁边一位头发花白的大爷瞥了眼我的托运箱，叹了口气，“没必要啊。你看看这村子，现在还有几个人？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，只剩下我们这些老骨头守着空房子，夜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风跟鬼哭似的，你带着俩小毛崽子，纯属给自己找罪受。”

    大爷的话没错。车子驶进村子时，我看着窗外的景象，心里一阵发酸。曾经热闹的村落，如今一片衰败：路边的房屋大多锁着门，院墙坍塌了大半，院子里长满了半人高的杂草；偶尔能看到几间亮着灯的屋子，也都是老人独居。整个村子静得可怕，只有风声掠过旷野的呼啸声，还有车轮碾过土路的“咯吱”声。

    到村口时，天已经完全黑透了。老家的晚上，果然漆黑如墨。除了父母家平房里亮着的那盏昏黄白炽灯，从门口到极远处的旷野，都是一片纯粹的黑，黑得浓稠，黑得压抑，仿佛整个世界都被这黑暗吞噬了。寒风卷着枯草碎屑，刮在脸上生疼，那风声里，似乎藏着无数双眼睛，在黑暗中静静注视着我。

    我拎着行李，抱着两个宠物托运箱，一步步朝着父母家走去。脚下的路坑坑洼洼，好几次差点摔倒。走到院门口，我抬手敲了敲那扇老旧的木门——门栓是松动的，轻轻一敲，门就“吱呀”一声开了条缝。

    父亲探出头来，看到是我，眉头瞬间拧成了疙瘩，眼神扫过我怀里的托运箱，脸色更沉了：“你还真把它们带来了？我说过多少次，咱家不养这玩意儿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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